中国EDV阈值设定为90%，但21年前荷兰首例EDV判决早已提醒：相似度达标≠EDV成立
2026年7月27日，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（EDV）制度正式落地。
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一批实施目录，发布了《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判定指南》，并明确了首批实施作物的遗传相似度判定阈值。其中，水稻、小麦、棉花、谷子、花生、辣椒等作物的EDV判定阈值设定为90%。
这意味着，未来育种企业在新品种研发和商业化推广过程中，除了关注品种权申请、品种审定以及市场推广条件外，还需要增加一个新的风险审查环节：
这个新品种，是否可能属于他人原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（EDV）？
目前，中国尚未形成成熟的EDV司法判例。未来法院在处理相关纠纷时，可能会重点关注哪些因素？哪些证据可能影响案件结果？
21年前荷兰的一起EDV案件，或许能够提供重要参考。
一、DNA相似度高，不当然意味着构成EDV
2005年7月13日，荷兰海牙法院针对一起满天星品种纠纷作出终审判决。
该案被认为是全球较早对EDV概念进行司法解释的案件之一。
案件涉及三个品种：原始品种“Dangypmini”，以及被诉品种“Blancanieves”和“Summer Snow”。为证明被诉品种属于EDV，原始品种权人提交了DNA指纹检测结果，主张两个品种之间具有高度遗传相似性。
法院认为，这些差异在数量和显著性上均超出EDV通常所指的‘一个或少数几个性状变化’的范畴，从而成为否定EDV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。”
法院认为，基于“经典”性状（即形态特征）已经足以作出判断，因此没有采纳双方提交的DNA指纹检测结论。
这一判决说明：EDV判断不能简单等同于DNA相似度比较，而需要结合遗传关系、品种特征差异以及育种过程进行综合判断。
对中国企业而言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EDV判定阈值制度。当遗传相似度达到85%、90%等规定阈值时，会触发进一步审查，并可能导致举证责任向另一方转移。
但需要注意：达到阈值，并不意味着新品种必然构成EDV。
阈值解决的是“是否进入EDV判断程序”的问题，而不是直接决定“是否一定属于EDV”。
企业仍需要围绕品种来源、育种路线、性状差异等方面进行综合举证。
二、品种之间存在大量差异，可能否定EDV关系
荷兰案件中，法院否定EDV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是两个品种之间存在大量形态特征差异。
法院注意到，欧盟植物品种局认定，在满天星属相关的21个测试性状中，有17个性状存在差异。
法院认为，这些差异无论从数量还是显著程度看，都已经超出了EDV通常所要求的“一个或少数几个性状变化”的范围。
换言之，EDV制度针对的是：在已有品种基础上的有限派生和修饰改良。
如果新品种与原始品种之间存在大量、系统性的差异，则需要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已经超出了实质性派生的范围。
对中国企业而言：未来EDV争议中，企业不能只关注分子检测结果，还应重视保存：
- DUS测试报告；
- 田间观察记录；
- 性状比较数据；
- 育种实验资料。
这些材料能够帮助证明：新品种究竟只是对已有品种进行了有限调整，还是形成了具有独立创新基础的新成果。
三、育种过程证据，将成为EDV争议中的关键材料
荷兰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还关注了一个重要问题：
如此大量的性状差异，是否可能通过简单派生行为产生？
法院指出，仅仅是在新品种培育过程中某个阶段使用了原始品种，并不足以认定该新品种属于EDV。
如果新品种的形成需要较为复杂的育种过程，并产生了大量非派生行为导致的性状变化，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判断其是否仍符合EDV关于“实质性派生”的法律要求。
这给中国育种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：
未来EDV争议中，企业需要证明的不只是：
“我的品种与原始品种不同。”
更需要证明：“我的品种是如何产生的。”
因此，育种档案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。
企业应建立完整的研发资料体系，包括：
- 育种材料来源；
- 亲本使用情况；
- 技术路线；
- 选育过程记录；
- 实验数据。
这些资料不仅是科研管理文件，也可能成为未来知识产权争议中的核心证据。
这与我国《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判定指南》中‘结合育种来源、亲本使用情况、育种路线等综合判断’的规定，逻辑上一脉相通。
四、EDV制度不是限制改良育种，而是建立利益平衡机制
有人担心：“EDV制度实施后，是不是以后不能利用别人品种进行改良了？”
答案是否定的。
从制度设计看，EDV制度并不是禁止育种改良，而是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：
如果一个企业仅对已有优良品种进行有限改良，主要遗传基础仍来源于原始品种，却直接进行商业化推广，而原始创新者无法分享后续收益，就可能削弱原始创新动力。
因此，EDV制度的核心，并不是阻止改良，而是在原始创新者和后续改良者之间建立更加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。
五、荷兰案例对中国育种企业的三个现实建议
第一，研发阶段就要开展EDV风险评估
过去，企业重点关注：
- 品种能否通过审定；
- 能否获得植物新品种权；
- 是否具有市场价值。
未来，还需要增加：
- 使用的亲本是否受到品种权保护；
- 育种路线是否高度依赖已有品种；
- 是否可能涉及EDV许可和利益安排。
特别是在利用市场上的明星品种开展改良时，更需要提前进行风险分析。
第二，完整保存育种档案
EDV时代，企业竞争的不只是育种能力，也包括证据管理能力。
没有完整记录的企业，即使实际具有创新投入，也可能面临举证困难。
第三，商业推广前增加知识产权审查
新品种通过审定、获得植物新品种权，并不当然意味着不存在EDV风险。
企业在商业推广前，应增加专项审查：
- 是否涉及他人植物新品种权；
- 是否可能构成EDV；
- 是否需要许可合作或者利益分享安排。
写在最后
2005年的荷兰EDV判决，放到今天仍然具有参考价值。
原因并不在于国外规则可以直接适用于中国，而在于它揭示了EDV争议中的一个基本逻辑：
EDV判断不是简单比较两个品种“像不像”，而是要回答：新品种究竟是对已有品种的有限派生，还是具有独立创新基础。
中国EDV制度刚刚落地，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多本土案例。对于育种企业而言，现在开始完善研发流程、保存育种证据、建立新品种商业化审查机制，可能比发生纠纷后再补救更重要。
给育种企业的一句话提醒：
如果你的企业正在利用已有优良品种开展改良育种，或者准备推出新品种，建议在商业化推广前，先做一次EDV合规评估——通过审定、获得品种权，不代表风险已经排除。